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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哈佛问学散记——学习去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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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6-5-12 16:23: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4月下旬,应邀到哈佛大学参加一年一度的“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得以较从容地亲近徜徉校园,走访教育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图书馆、艺术博物馆、燕京学社、费正清研究中心、在线教育中心(HarvvardX)等等,接触众多师生和访问学者,比数年前以观光者的身份到此一游、拍照走人要深入多了。说深入当然是很夸张的,如果没有真正在这里学习过,也只是浮光掠影的见闻而已。我想述说的,正是这一点光影的迷人之处。

  “学习去改变世界”

  时值初春,具有500年历史的古老校园芳草萋萋,落英缤纷。成群的加拿大鹅在查尔斯河畔栖息,水面上大学生的划艇络绎不绝。哈佛大学的主体是开放的本科生校园,棕红色的学生公寓,只供本科生居住。最吸引人的去处当然是在星条旗下端坐的哈佛塑像,游人将他的脚摸得金光铮亮。传说校园的大草坪是当年的牧牛之处,如今则在培育各色“牛人”。在春天的校园行走,你不能不对面前的各色人等怀抱敬意。安知某位独步的老人不是某个领域的泰斗,行色匆匆的青年是否未来世界的领袖?草地上散落四处的彩色座椅,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致,也是一种文化体现,对交往和交流重视。这正是培养“牛人”的重要途径。于是,有中小学生在这里面红耳赤地当众演讲,有怀抱吉他的大学生无人喝彩地当众演唱。校园外别致典雅的桑德斯剧场底层,是只供大一学生使用的餐厅,体现了对本科教育的特别重视。这也是世界优秀大学的通例。90年代新建的香港科技大学,景致最优美的临海校舍给本科生住,研究生靠后,教职工住得最远。我曾问过丁学良教授何以这样设计,他说那当然了,好比家中最小的孩子需要更多的呵护。我竟然一时无语。当我们不假思索地将大一新生发往荒凉的“大学城”时,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春天的哈佛校园

  教育学院入口处赫然悬挂着校训“Learn to Change the World”(学习去改变世界),教育目标一目了然。由中国学生举办的哈佛中国教育论坛,今年已经是第五届,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组织者、主持人清一色学生,而且几乎是清一色女生(只有一位男生,曾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工作过的吴俊东)。不能不说,哈佛学生的素质明显优于国内学生,表现为开阔活跃的思维、清晰的表达,以及刻苦学习的精神。顺便说一句,当年曾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的袁岳、李劲、甘东宇、陈一梅等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组织的一代精英。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何去何从”,包括音画教育、教育创新、教育科技、创客空间、农村教育、公民教育、体制内教育改革等7个板块。邀请有国内学者和哈佛教授,诸多议题和言论令人目不暇接。朱永新老师介绍了新教育实验的价值和意义,我发言的主题是《展望中国的教育创新》。农村教育板块,REAP项目史耀疆教授的介绍仍然振聋发聩:0~3岁农村儿童的发育滞后可能是其未来学业落后的重要原因。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雄介绍了以“酷思熊”童话故事开展儿童哲学和公民教育的实践。一位美国学生的FELLOW项目,致力于在学生中培养各类社团。他引用了托克维尔的言论:“不管年龄多大,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志趣,美国人时时都在组织社团……对于民主国家来说,结社是一种最为基础也最根本的知识,其它一切知识的进展都取决于对结社这种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艺术教育是国内较少论及的主题。一位钢琴家、也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者发表了她对儿童钢琴教育的理解:对音乐的学习如同母语教育,应当遵循听-说-读-写这样的顺序,无视听唱而直接弹奏,无异于打字训练。北大教授朱青生对现代艺术的介绍,认为艺术就是一个打开自己、发现自己的活动,因此未来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全球化教育及国际教育政策项目主任 Fernando Reimers教授的新著《21世纪核心技能》被译成多国文字。他提出的21世纪核心技能包括认知能力(推理与认知策略、知识、创造性)、个人内在能力(心智开放、工作伦理与责任心)、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领导力)三个维度。他演讲中介绍的一个关于对他人信任感的调查令人印象深刻:美国最高,达70%,澳大利亚次之,约68%,印度62%,新加坡59%,香港49%,韩国40%,中国则不足20%。对其它宗教的宽容程度,各国之间也呈现极大差异。

哈佛教育学院大楼

  此时在哈佛教育学院的讨论,其实有一个重大背景,就是不久前教育学院发布的题为《逆转潮流》(Turing the Tide)的建议。它所要扭转的,就是美国名校招生片面追求高分的评价标准,ACT/SAT分数或拿几门AP课程已经成为高中生的生活重心。具体的建议是降低标准化考试的比重,提高课外活动的比重,更多地侧重学生展示对学习和长期志愿服务的热情,在申请文书中加入Caring的内容,从而“让关爱普及”(making caring common)。国内有培训机构质疑这是美国名校收缩对中国学生招生的“公关行为”,是真正的小人之心。因为,如同国内对高校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批评,美国人也在抱怨那些名校精英成为华尔街“温柔的绵羊”,大学真正重要的教育价值正在流失。据项目组2014年对10000初高中生的调查结果,无论什么肤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年轻人都将个人成果和幸福度置于对他人的关心之上。片面追求高分的录取评价对青年人显然是不健康的,他们“为获取成就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年轻人正在因为抑郁、焦虑和药物滥用而痛苦”。这一建议已经得到了包括8所常春藤大学、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等一大批美国名校的响应。放大来看,这一变化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逆转”——美国教育风向的转变。简单地说,就是2015年1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其实质是对2002年小布什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纠偏,从突显绩效评价重新回到重视培养良好公民、低控制、低竞争的模式。

  回到哈佛教育论坛。虽然没有具体讨论《逆转潮流》,但最后一个环节——高中生社会服务项目展示,体现的就是这一新潮流。来自北京京西国际学校的学生开展为保姆阿姨教授英语的项目,得到高度评价。一群女生利用双休日为零基础的外来务工保姆教授英语,既是为她们扩大视野,提升生活品质;也可以使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的报酬。这一项目投入的时间精力可想而知,现已在北京城区扩大至6个教学点。

  手脑并用的 MIT

  说到哈佛,就不能不说到它的近邻MIT——创办于1861年的麻省理工学院。虽然它比哈佛年轻了几百岁,但并不妨碍两校各牛其牛,如同牛津与剑桥那样。类似地,两校在查尔斯河的划艇比赛也成为历史悠久的重大赛事。

  关于美国的科技创新,我们耳熟能详的是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其实,MIT的科技创新以及所形成的创业园区和企业生态圈,著名的“128公路走廊”,远在硅谷此之前;其所产生的创造性成果、杰出人才、科技企业等等十分惊人。据介绍,MIT现有4500名本科生、6500名研究生,1000名教职员工和近11000名雇员;拥有61位美国工程院院士、78位美国科学院院士,30位美国卫生院院士;产生过74位诺贝尔奖得主,目前有9位诺奖得主。校友有25000家活跃的公司,共计雇佣了330万员工,每年由MIT校友建立的公司收入总计2万亿美元!

  机械制造系主任陈刚是美国工程院院士,是做纳米技术研究的。他对MIT机械制造系的介绍同样令人震惊,这已经完全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机械工程,下设环境科学、海洋科技、材料科学、多媒体等5个方向,由于当代科学与工程的界限日趋模糊,学科交叉会产生更多创新,学科的概念已经相当淡化,学生的作业和设计,既有汽车也有玩具设计、游戏设计等等。这或许是机械系的女生高达40%以上,为全美之最的原因之一?

MIT的徽记

  MIT的圆形徽记,左边的人在打铁,右边的人在读书,意味着动脑动手、知行合一的精神。这种重视创造性、跨学科的学术生态,集中体现在已有30年历史的媒体实验室。旧楼是贝聿铭的大作,现在这个新建的六层大楼通体透明,内设25个实验室,名称就很难翻译,诸如分子机械、移动生活、个人机器人、宏观连接、流体界面、社会机械、雕刻进化、情感计算等等。走马观花,各种创意和创新产品只能令人感叹:由按压而变色的按钮、3D打印的玻璃制品、带荷尔蒙的蚕丝编织的丝巾(因而更为吸引异性)……带我们参观的女生刘一农也不可小觑,她是人大附中的学生,在MIT本科学文、研究生学理,毕业后成为媒体实验室的一员。

MIT的媒体实验室

  MIT又不仅理工科“牛”,其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也位列世界大学第三。我们与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交流,谈及大学的使命和政府作用,他说政府资助基础研究,但不干预研究过程;而且,研究的产出、知识产权归学者所有,这就是创新的机制!他说如同企业一样,文化比战略更重要。对于大学文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创新。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制度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而建立的,防止教授因政见或非学术的原因而被解雇。这当然会造成一些人不思进取;但这就是为保障学术自由所付出的必要代价。虽然大学教授活跃在创新第一线,又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教学。MIT和所有美国优秀大学一样,教授每周5天的工作时间,只有1天可用于与学校无关的活动。他直言不讳:中国的教育正在拖经济的后腿,关键还是大学的文化,是学术自由。当然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正因为漫长,所以必须从现在开始!

与黄亚生教授交谈

  在波士顿研究中国

  哈佛和MIT无疑是波士顿的双子星座;但波士顿成为美国名闻遐迩的文化高地和创新重镇,并不止这两所大学。在波士顿和麻省麇集着东北大学、波士顿学院等十几所名校,构成波士顿独特的文化生态,教育水平全美最高。云集哈佛小镇的,除了青年学子,还有肯尼迪政府学院、燕京学社、费正清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邀请的各路学者,既有文史哲的,也有企业家、外科医生、NGO领导人等等。此外,还有不少自主学习者,例如曾在商学院学习两年的王石。这里形成了一种关心思想和文化、学习和研究的浓厚氛围和生态。一位以研究社会治理为己任的企业家说,在这里你很容易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的高人,甚至每周都能见到几个。

吴弭 (Michelle Wu)

  华人进取的新标志是吴弭 (Michelle Wu)。她1985年出生于芝加哥的台湾移民家庭,在哈佛本科毕业后进入哈佛法学院深造。 2016年1月当选为波士顿市历史上首位亚裔议长,也是首位担任此要职的有色人种女性。

  在这里不期而遇国内老友、著名的传统文化学者也是NGO的领袖人才杨鹏,参加了他们的文化沙龙。他在美国潜心研究犹太教、印度教,关注他们在异文化的环境中如何完好地传承自身文化——无论犹太人、印度人、韩国人,都不会出现第二代、第三代不会说母语、不认同本民族文化的现象。相反,越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其保存自身文化的动机越顽强,成为不容混淆、独特而醒目的一族。正是在域外,从世界看中国,才能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的问题。一个普遍现象,许多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不会说中文、逐渐失去了民族的文化特征。随着中国留学生迅速增加,富二代正在改变美国大学对中国学生的观感,他们的形象往往与法拉利、蓝博基尼和考试作弊相连。但究竟如何认识和对待新一代中国留学生,对中美教育界都是全新的挑战。美国研究性大学的亚裔学生比例过高,已经成为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去年至今,哈佛大学和MIT在大陆的招生出现断崖式下降,常春藤大学现在更趋向于从美国高中招收亚裔学生,原因你懂的。但在我看来,更为严重的问题不是富二代,而是中国顶尖大学的精英学生。日前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教授发文讨论“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不爱招中国学生?”他的一位天资极为优秀、已经做出一流学术成果的博士生,表示要退学回国去做PE投资基金。前两年密西根大学的一位美国教授,正式致函清华大学申请者,表示不再接受中国学生,而且言辞激烈。因为他的中国博士生只是把读博作为跳板,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放弃学习,这位教授称他们“非常的不道德”,“中国学生的行为确实激起了愤慨”, “你将感到被自己的学生欺骗是多么的愚蠢。”

  陈志武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往往令人失望,他们跟美国人、印度人的差别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大问题,一言难尽,一文难尽,在这里也只能是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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